　　第一，问责制缺乏内在驱动力。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伦理的驱动。但在我国，目前问责运转主要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很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多数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的问责，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

　　第二，问责制主体和范围过于狭窄。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该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现在的问责还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民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仅仅是同体，而且是上级对下级，这样的问责制度显然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在问责的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第三，问责制度操作程序大而泛之。由于制度设计粗疏，导致官员问责太过于随意。是否问责、如何问责，大都由地方、部门各自确定;问责往往因人而异，该问责的不被问责，或者问责过了头，甚至出现官员开会打瞌睡即被免职的粗暴式问责。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撤职，追究责任会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撤职外还须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

　　第四，问责制监督环节不完善。目前，大多数地方的问责制体系缺乏监督、反馈环节，使制度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首先，在问责过程中监督不到位。其次，问责后的监督也存在缺失，问责后的监督包括问责的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等等。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度

　　问责不仅仅是对官员个人行为的制约，它体现出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权责一致原则，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第一，明确问责主体，也就是该由谁来问责。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合理性在于:政府作为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权力均由人民赋予，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使权力的行为，人民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询问和质询，要求其作出具体解释或明确答复。毫无疑问，人民应该是问责的主体。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问责案例中，都是上级部门对下级失职行为的直接处理，问责变成了将失职官员应受的处罚公开化，缺少公众“问”的环节。因此，如何让人民更多地了解和监督行政过程，是确保其问责主体地位的关键。

　　第二，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由于缺乏规范的责任认定机制，问责范围和对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很多问责事件都是在出现重大事故和恶劣影响后才引发的，尚未真正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而问责对象也往往不能覆盖所有的责任人，或者在责任分配上有失偏颇，这就使得问责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因此，对责任进行明晰合理的认定，是维护问责权威性的保证。

　　第三，对问责官员的处理。给予认定责任的失职官员相应的处罚，是对问责制度有效性的保证。在很多问责事件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处理时避重就轻的处罚，难以服众。甚至一些官员在引咎辞职后，很快就“异地上岗”，让问责成为一种变相保护，由此引发公众更大的质疑。因此，要让问责真正成为提升官员责任意识、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体现党执政宗旨和执政理念的制度，必须通过严格的惩治措施，做到“问责一人，教育一方”。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虽然目前官员问责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但确实在实践中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坚持和不断完善，官员问责制度一定会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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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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